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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下的黄冈村镇:老人去世,家人戴着口罩送葬后连饭都没吃

这是个晴天。池塘映着绿树和小洋楼,村民搬了红的蓝的塑料小凳,坐在自家门前晒太阳。他们都戴着口罩。

不远处的河边,另一个自然村有人确诊了新型冠状肺炎,家人与他都被送到固定点隔离。

立春已过,该整地了。疫情席卷全国大半个月后,离武汉车程仅一个半小时,位于鄂豫两省边际的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郑必高村,正默默等待春天的真正降临。

疫情下的黄冈村镇:老人去世,家人戴着口罩送葬后连饭都没吃

冷清的郑必高村。图/受访者提供

冷清

2月4日,小郑早上7点就起床了。她13岁、初中二年级在读的弟弟今天要开始上网课。

这不是学校的规定。父母不想纵容弟弟每天看电视,于是积极响应教育部“停课不停学”的号召,让他提早复习初二下学期要进行中考的生物和地理。小郑上网找到教学视频,通过电视投屏,在一旁陪听,但直打瞌睡。在家宅过了一个春节,现在大家都要睡到上午9点多10点才起床。

她打开手机,屏幕里全是关于疫情的消息,或实或虚。《黄冈日报》制作的一条长图显示,截至2020年2月3日24时,黄冈全市新增确诊176例,累计确诊1422例,其中红安县145例。

小郑是北京某高校的研三学生,郑必高村人。大年初一吃过年饭后,他们一家四口回到了镇上的新家。

七里坪镇是“中国历史文化名镇”,镇上有长胜街遗址群、红四方面军诞生地、天台山森林公园等景点。“以前游客挺多的,总有学校组织中小学生来进行红色教育,但现在景点都关门了。”小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。

街上冷冷清清的,路上没有车辆和行人,店铺都关了门。小郑家楼下设立了一个关卡,写着“民政救灾”字样的蓝色帐篷里,坐着拦路的政府工作人员。

冷寂背后,是无形的重压。

黄冈紧邻武汉东北部,是湖北省人口第二大市,也是武汉市周边返乡目的地人口最多的城市。数据显示,疫情暴发后,黄冈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总报告病例总体仅次于武汉。

小郑说,当地出去工作的人大多都去武汉,一个家庭至少有一人。郑必高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郑国应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,该村一共1476人,“在武汉做生意、打工的一共200人左右”。

这些平时代表着经济收入,换回家里自建洋房和小车的数据,在疫情之下便成了隐忧。除去十几家滞留武汉未返回的,郑必高村返乡外出务工人员中,有95人在武汉务工,17人疫情期间在武汉住过酒店。

这些人回家后多自我隔离。

小郑从北京返家前也中途在武汉逗留了3个小时,回家后每天守在电脑前写毕业论文,“我现在屁股都坐起包了”。她的姑妈家一共有3个人在武汉工作,回家后更是从未出过门。

小郑的母亲在镇上开了一间小服装店,年前进了很多厚衣服,原本计划在春节前几天务工人员返乡后售卖,但如今愿望落空。“家里堆了好多衣服,光棉袄就‘亏损’了几百件,值几万块钱!”小郑说。

年初四那天母亲想开店挽回些损失,小郑拉不住,在家族群里开了视频聊天,亲戚们齐力劝阻才得以成功。“我妈觉得无聊,拉着我弟和他打牌,我弟老输,她觉得没意思。她以前老在店里忙活,现在变成了一个贤妻良母,天天洗衣服做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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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上随处可见的关卡。图/受访者提供

惊慌

只有小郑的父亲例外。他是郑必高村的村组成员,每天早出晚归。

1月25日,郑必高村封村了。

惊慌不久前才蔓延到这个小村庄。起初,大家不以为意,家里的年轻人劝说长辈们戴口罩,却引发争吵。直到1月24日零点,挨着武汉的后脚,黄冈也封城了。

犹如狂风过境,热闹荡然无存。第二天,原本繁闹的大年三十,七里坪镇街上无人,连农民的菜摊也不见踪影。

小郑下楼给家人买口罩,发现全都涨价了。“像纸片和白色塑料袋一样的口罩也要一块五一个,N95要20块一个,后来全都买不到了。”镇上有5家药房,后来全都关了门。小郑家楼下就是药店,天天有人敲她家的门要买口罩。

这样的反应是必要的。

郑必高村有一位50岁的村民在武汉当建筑工人,1月18日回来后,次日觉得身体不舒服,跑到村里医务室打了2针。但仍不得缓解,20日赶往红安县人民医院,最后在临近的新华乡医院观察并确诊新冠肺炎。

为他打针的村医,他的5个家人包括一个怀有9个月身孕的孕妇都被隔离。转移期间,孕妇因为紧张出现不适,后被送到县医院妇产科的单独病房。

新增、确诊、死亡……数据连日上升,举国难安。临近武汉的大别山南麓村镇更为惊慌,因为厄运就发生在眼皮底下。

红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“最红安”发文显示,截至2020年2月5日24时,红安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确诊数为190,除了城关镇和非红安户籍的64例,其余皆散布在各个村庄。其中,七里坪镇共有10例,皆是一村一例。

红安县下辖12个乡镇场。除了面积最小的火连畈茶场,其他11个乡镇均有新型肺炎确诊病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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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村成了普遍举措。

郑必高村的3个路口都用卡车拦着,无必需理由不让村民进出。每个卡点6个人两班倒,值夜班的人都睡在卡车里。而此前,红安县早已封路,外地车辆不允许进入。

确诊病人所在的“湾子里”一共有86人,封得更为严实:村民彻底不让出村。

原村医被隔离后,镇医院派来一位医生,每天对武汉返乡人员早9点晚6点量2次体温。他们都居家隔离了,量体温时双方都站在家门口。“建了一个台账,隔离的多少人,哪个组的,什么名字这些都登记好。每天下午5点前上报给防控指挥部,有发热的也要上报。”郑国应说。

村子里每天消毒2次。八四消毒液和消毒剂由镇政府下发,村里每2天领一次。除了一台大机器对公共道路消毒,6个村小组成员还要挨家挨户入户消毒。

郑国应坐在摩托车后座上,举着小喇叭绕村喊,“不要出门,不要聚餐,多通风,勤洗手……”最近政府又下了新指令,“聚众打牌、聚餐的,党员党内严重警告甚至是开除,干部就地免职。村民打牌的送公安机关拘留所拘留!”

村民也警觉起来。小郑的外婆几天前病逝,80多岁,喜丧。葬礼很简单,只有不到30个家属和帮忙的人去了,全都戴着口罩。直接送葬,没有任何逗留聚集,连饭也没吃。而当年小郑外公去世时,家里光客人就有20多桌。

疫情下的黄冈村镇:老人去世,家人戴着口罩送葬后连饭都没吃

村里对公共道路进行消毒。图/受访者提供

平静

疫情暴发后,黄冈并非全在公众聚焦之外。

前有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“一问三不知”,后有父亲被隔离6天后,黄冈市红安县华家河镇17岁脑瘫少年不幸离世,几天内引来无数口水。但当地人并不在意这些。小郑称,大家的情绪不受影响,他们更关心菜价,以及何时能复工返校。

他们都觉得,最猛烈的风暴已经过去了。

14天最长潜伏期已过,小郑的身体并未出现任何症状。她并不恐慌,并表示做好防护措施,注意卫生,在家吃好睡好,调节好心情便可。她最担心的是毕业在即,春季招聘会赶不上,她找不到工作。

“现在防疫程序基本上捋顺了。”郑国应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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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里立起的警示牌子。图/受访者提供

​郑必高村在确诊病人所在“湾子里”附近的河边写了个牌子,划了警戒线。疫情小组成员摇身一变成外卖骑手,将村民微信群里的“下单”消息变成自己手里的生活必需品送到警戒线边上,“下单”的村民自行来取。

疫情突发,村组的16个工作人员应付不过来。封村后,在一个从大连返乡的小老板带领下,村里涌来了12个志愿者。这些都是40岁左右的返乡人员,自发的,不要报酬。

在一线工作20年,郑国应突然过上了城市白领一般的“打卡”生活:每天6:30起床,洗头洗脸,8点准时上班,12点在卡点上吃泡面或回家吃热饭,40分钟后回来,继续工作,直到下午6点下班。

但全国普遍存在的防护物资紧缺问题,这里也有。

镇上给村里发了5套防护衣,村组成员送确诊病人去隔离时穿了2套。其余3套留着不敢穿,以备紧急情况出现。

口罩是最紧要的。郑必高村常住人口500多人,多是留守老人和小孩。老人信息闭塞,等反应过来时已经买不到口罩了,只有少数年轻人提前购买。“两天前政府送了1000个口罩过来,就都发给老百姓了。”

郑国应称,他们防疫小组也缺口罩。初一到初七,他们每个人只有5个口罩。初七那天他跑到镇医院要了100个口罩,但能撑到什么时候他不知道。这些都是一次性医用口罩,因为每天要接触武汉返乡人员,“不敢重复利用”。

村民热心,除了“出人”还出钱。有人陆续在微信群里捐款,至今一共捐了3万块钱,由村里的财务收管。

但有钱也买不来口罩。郑国应给外地朋友打了好多电话,想买2000个口罩,未能如愿。非正规渠道的假冒产品,他不敢买。

确诊病人在做出院检查,被隔离的6人这几天就可以回来。他很乐观,“一开始有点担心,但现在看过了农历十五应该就可以了。疫情应该会影响去外地工作的,整地迟一点也没事。”

村里60岁以上的村民都在家里种田,种一季水稻。立春过后要整田整地,到了清明谷雨下秧。待翠绿的秧苗在微风中翻滚时,春天就到了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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